炒股配资门户网唐太宗除诏令颜师古、孔颖达等整理、修订经籍之外

2024-11-14 14:09·大成国学堂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

（续上）

2“崇王”论与儒家文教理想：唐太宗的书学改制

“唐之宗王，一则为挽救隋之弊端，二则是因君主归仰之力。”（张宗祥）王褒将王氏书学引入北方，于是王羲之的书法亦为北朝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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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近在关中，且研习其书法，太宗更是笃好，遂处于南派。”（阮元）李唐家族精于书法，诸位王子中研习二王法书者众多。李渊之子，太宗李世民、汉王李元昌、韩王李元嘉、楚王李智云、鲁王李灵夔等皆擅书法，其中尤以太宗、汉王声名远扬；李世民之子，高宗李治、魏王李泰、曹王李明等皆具书法之名，其中高宗的书法之名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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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武则天、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宣宗李忱等等，均擅长书法，书法堪称李唐之家学。从书学的渊源来看，李家乃是北朝贵族学习南法的典范，既承继 “中原古法”，又延续 “江左风流”，有承前启后、统合南北的气象。《敦煌本唐太宗温泉铭》步王羲之圭臬而能自出胸臆，确为善学者！故而太宗 “崇王”，既有家学的影响，亦有政治的意图，欲借王书来以南统北，这与其在经学等文化政治策略方面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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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高宗、武周、玄宗等继承其业，亲身践行，进一步弘扬王氏书风，史载许圉师评价高宗的书法 “兼绝二王，凤翥鸾迴，实乃古今圣书”。《唐高宗李治书大唐纪功颂》确也不虚此言。张怀瓘在《书断》中极力称赞唐代 “四圣”：高祖、太宗、高宗，“翰墨之妙，凭借神功。开创草、隶之规模，改变张、王之古今。尽善尽美，无可称誉”，玄宗亦 “笔精墨妙，思悟极达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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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鹡鸰颂全卷》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这些言论虽或有阿谀奉承之嫌，但亦能看出唐代帝王在书法上的成就与用心。于唐代，帝王擅长书法，从家学到国家的文教，书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在思想史和艺术史上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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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乃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双全之帝王，精通经史，诗赋文章书法俱佳，其两馆（文学馆、弘文馆）汇聚了当世最为杰出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推崇王羲之，既有太宗自身独特的政治与审美判断，亦可说是这个精英群体共同的文化抉择。太宗强调，“朕虽凭借武力平定天下，最终应当以文德安抚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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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创作《帝范》，教导李唐子孙为王者之关键，于 “崇文篇” 中总结治国之道，无非儒术与文教。天下安定之后，“文德” 的建设 —— 国家的文化品质与国民的德性便成为极为重要的统治事务，所以，唐太宗除诏令颜师古、孔颖达等整理、修订经籍之外，还命令群臣收集、抄写和保护各类图书，至开元时期藏书极为丰富，“其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创作的书籍，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哎呀，堪称昌盛至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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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整理、收藏书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在雕版印刷尚未成熟之时，抄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购置天下的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子孙中擅长书法之人作为书手，抄写后收藏于内库，由宫女掌管。” 唐楷的兴盛与盛世的文教需求紧密相连，国家的公务与典籍的修撰、图书的收藏、经书的抄写等，皆需要大量的书手和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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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重视书学，以楷法选拔人才，无疑为此培育了大量人才，相应地，功名利禄与市场的吸引力，也进一步提升了读书人和民众对书法的重视程度。

高祖、太宗皆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太宗还亲自主持修撰史书，开创了唐代重视史学修撰的传统。太宗擅长史论，现存的史论名篇有《金镜》、《隋高祖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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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尤其重视晋史，诏令重臣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负责此事，还亲自为《晋书》撰写了四篇史论，《王羲之论》便是其中之一。太宗认为，历代的优秀史官，“无不彰显善举，憎恶恶行，振奋一代的清正芬芳；褒扬美德，惩戒凶恶，完备百王的典范法令”。这四篇史论，便有着彰显善行、惩戒凶恶，为后世树立清正，为王道确立典范法令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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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论述陆机、王羲之这两位南方文人，亦与太宗在文学和书法上崇尚南学有关。唐太宗在《陆机论》中盛赞陆机的文才，称赞其为 “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如同在《王羲之论》中称 “尽善尽美，难道不是王逸少吗”。陆机、王羲之于太宗眼中并非寻常的文人与书家，而是国家需要确立的美学典范和文化标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亦代表了唐太宗及其时代的文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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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将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等相较，指出其他书家各有其短处，钟繇 “字体古朴而不合当下，字形过长而超越规制”，不符时宜与体制。王献之的书法 “字势疏瘦” 如同枯树，“虽有枝杈却没有屈伸”；“笔踪拘束” 如同挨饿的奴隶，“拘谨羸弱而不放纵”，言其拘谨而缺乏自由大气，难以成为盛世的表率。萧子云 “没有大丈夫的气概”，也只是徒有虚名。“所以详细考察古今，精心研究篆书和素书，尽善尽美，难道不是只有王逸少吗！”“尽善尽美” 乃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即道德与美学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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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的《王羲之论》之前的一些重要书学著述，诸如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的《论书表》、王僧虔的《论书》、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庾肩吾的《书品》等，虽对王羲之赞誉不绝，但大多是将王羲之置于钟繇、张芝等人之后，抑或将他与钟繇、张芝以及王献之并列，尊为 “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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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唐太宗力排众议，唯独推崇羲之，将其树立为儒家书学的至上典范，此乃以政治史学之方式为大唐的未来树立文化典范、精神高度以及价值理想。这并非从文人游乐技艺的 “艺术” 视角来理解书学，而是从树立典范、施行教化的 “政治” 角度来规范书学，是典型的经学思维，而非单纯的史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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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唐将道家李耳奉为宗祖，对道教极为推重，唐太宗有《令道士在僧前诏》（贞观十一年）、《老子宜在佛先敕》（贞观十一年）等，尊崇道教而抑制佛教，然而为《晋书・王羲之传》所作的《王羲之论》（约贞观二十六年）并未过多宣扬和认同王羲之的道家精神与道教徒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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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王羲之传》能够看到，其中既赞扬了王羲之的儒家精神，尤其是他清醒、深远的政治眼光以及济世的情怀、爱民之心，也记录了在政治失意后，王羲之寄情山水，逍遥于尘世之外的道家形象，特别指出了王羲之与道教的紧密关系，言其 “向来喜好服食养性”，“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张氏五斗米道”（2103）等等。但在《王羲之论》中凸显的主要是儒家标准，这充分彰显了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的理性精神与推行政教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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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却政治与文教的理想之外，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亦与他自身的书法审美取向和艺术眼光相关。从唐太宗的书论《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来看，其中的艺术思想与《王羲之论》一脉相通。这三篇书论所蕴含的思想虽并非仅有儒家观念，还饱含着浓厚的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然而其中的核心乃是 “中和”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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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论》主要论述 “心正气和” 的书写状态以及各种点画和笔法的形质与精神；《指法论》提出 “以神气冲和为妙”，强调 “心合于气，气合于心”，“思考与神意会合，与自然相同，不知为何会这样却已然如此了”；这两篇书论的思想与虞世南《笔髓论・契妙》有诸多相通之处。

（鸣谢张兴成先生崇王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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