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平台选择司马迁也清楚地明白汉武帝对太子复仇心切的心理

当司马迁收到任安的求救信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极为复杂和沉重的。他深知汉武帝的脾气，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汉武帝暴怒所带来的种种磨难与苦楚。他不愿意再陷入第二次“李陵之祸”的深渊之中。然而，纵观交情，李陵与他素来关系不佳，反倒是任安，作为他的老朋友，两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熟悉得不得了，如今遭遇困境，坐视不救又实在说不过去。这样的内心煎熬，让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同时，司马迁也清楚地明白汉武帝对太子复仇心切的心理，任安已经被判死刑，翻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救助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他决定把自己面对这场人性抉择的苦衷向老友摊牌，并请求对方的理解与宽恕。在征和二年的十一月，他小心翼翼地写下了一封长信，时年五十五岁的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奈与痛苦。

信的开头，司马迁自谦称呼自己为“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其中的“太史公”指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走”的意思则是“仆”。这样的自我称谓不仅显露了他的谦卑，更在暗示着他如今的生活完全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而苟且活着，背负着深沉的家族责任与历史使命，这便是他心中难以言说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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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封信的主体，司马迁详细叙述了自己遭遇飞来横祸的经过，以及在受刑过程中的屈辱和那份深刻的体验，这些内容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已有多次引用。而令人震惊的是，尽管被处以死刑，他并没有选择就此了结自己，也没有选择以痛快的方式了结生命。他给出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假如他选择当即赴死，那他的死不过是“九牛一毛”，还可能被视作“智穷罪极”以至于自食其果。第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无法向父亲的遗志做出交代。第三，父亲的遗愿使他深感“天下之史文”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私人的遗命，更是文化使命，深深根植于他心中。

至于司马迁是否对汉武帝心存怨恨，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他也是普通人，有情感与愤怒。然而，他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将悲愤化为力量。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开始便高声宣告，受刑后“身毁不用矣”，接着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历史名人的例子，认为他们的杰出著作都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说，这些成就源于对苦闷的发泄与超越。同样，他提到《诗经》的三百篇大作，认为这正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激起无尽的情感与思想力量。这样的信念，让他在绝望中依然能够继续书写历史，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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