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门户官网俨然将羲之视作书坛的孔子

2024-11-17 11:35·大成国学堂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

（续上）

尽管张怀瓘对于王书在市场上的 “切须” 情形颇有怨言，但总体来讲，依旧将王羲之作古今之首，在《书估》中把王书列为一等，并将其当作标准，不同等级书家作品的市场价值分别参照右军真书、行书、草书的价格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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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断》里，把古今书家的十体书分为神、妙、能三品，王羲之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今）草书皆被归入神品。其他诸多书家有的擅长一两种书体，至多三种，而羲献父子各自擅长五种，堪称通会兼善，故而称赞羲之 “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其人品与书法，“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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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瓘还在《书断》中极力夸赞右军勤奋好学、善于学习且变化多端，并以颜回称赞孔子的言辞来作比，“右军则虽学者日勤，而体法日速。可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其诸异乎莫可知也已，则优断矣”，俨然将羲之视作书坛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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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方面，张怀瓘尤为推崇王羲之能够在善于创新之际打通古今，达成文质兼具，契合中庸之道，“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正是基于这样的儒家准则，张怀瓘虽将王羲之与钟繇、张芝、杜度、王献之并称为 “五贤”，“固同为终古独绝，百世之楷模”，然而实际上在审美评判的标准方面仍存高下之分，以孔子论乐的最高典范《韶》来对应羲之，“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论堪称太宗之语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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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窦臮在《述书赋》中更是将此论发挥到了极致：“然则穷极奥旨，逸少之始。虎变而百兽跧，风加而众草靡。肯綮游刃，神明合理。虽兴酣兰亭，墨仰池水。《武》未尽善，《韶》乃尽美。犹以为登泰山之崇高，知群阜之迤逦。逮乎作程昭彰，褒贬无方。秾不短，纤不长。信古今之独立，岂末学而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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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唐代的书学论著来看，能够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与帝王的倡导以及王羲之书风的盛行相互呼应，大多数的书论皆是围绕构建王羲之的 “书圣” 地位而展开的，唐人甚至伪造了众多有关王羲之的书学文献，以迎合太宗的 “崇王” 论。这些书学著述最终汇聚于晚唐张彦远纂辑的《法书要录》，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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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唐太宗从 “治统” 的视角确立了王羲之的神圣地位，而唐代的书法家与批评家们则恰似从 “学统” 之上巩固了这一地位。其后的宋元明三朝，对王书的辗转翻刻，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层层递进地叙述，进一步构筑了以王羲之为核心的帖学体系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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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诏令王著主持刊刻的《淳化阁帖》无疑是从治统与学统两个层面强化了王羲之的地位。《阁帖》将帝王、名臣、名家视作书学的典范，属于典型的 “名人法书” 谱系，其十卷当中二王的法书占据五卷，420 帖里二王的书帖有 233 帖，近乎占据半壁江山，而在这五卷二王的书作中，羲之又占三卷。并且《阁帖》在审美上也是以二王的书作为准则，与二王书风格相异的则不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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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的刻帖，基本上都以《阁帖》作为参照，体例、编排样式，乃至尺寸规范等等，几乎都依循《阁帖》而定。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阁帖》构建起了以王羲之为中心的法书秩序与体制。

然而，《阁帖》虽然在规范和体制上确立了二王书法宛如 “教科书” 般的 “官学” 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书法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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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后人的辗转翻刻，致使二王法书的真实面貌日益模糊，为后世 “伪王学” 的兴起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故而阮元宣称，“世称为逸少真迹者，其来源皆难以探究追问”；“执着于二王来概括东晋之书法，大概是被《阁帖》所愚弄蒙蔽了”。存世最好刻本为《淳化阁帖南宋国子监祖本增补全本》。宋元以来，学习书法之人大多不知二王之外尚有书法，此正是清代碑学攻讦的要点与兴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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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家族与李唐家族在书艺方面可相颉颃，二者皆为史上皇族当中闻名的书法世家。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等皆具书名，尤为徽宗赵佶、高宗赵构、孝宗赵眘与太祖的十一世孙赵孟坚、赵孟頫等，于书法史上皆足以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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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赵光义，痴迷书法，诸体皆擅，与唐太宗相仿，尤精飞白体。宋太宗亦重视书学与 “书教”，诏令镌刻《阁帖》，确立了以二王为核心的帖学谱系，不但改写了人们对于宋以前书法史的认知和评判标准，还深刻地影响了宋以后书法史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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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赵佶，开创瘦金书，推动《宣和书谱》的编纂，在修订《阁帖》的基础上刊刻了《大观帖》，后者更为精妙，进一步增强了二王书学的影响力。南宋的开国皇帝高宗赵构，著有《翰墨志》，自称从束发之时起，“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阻碍，未曾有一日舍弃笔墨”。并且声称魏晋以来直至六朝的笔法，无不临摹。“至绍兴初年专门效仿二王，不必心慕手追那般勤苦，便获得其笔意，楷法愈发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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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学书必定要以钟王为准则，得钟王的笔法，然后能够出入变化，自成一家”。特别是他亲自书写的《宋高宗赵构敕岳飞张浚批剳联卷》纯然一派二王风，优游典雅、笔法精湛。

元代书法最为关键的标杆当数赵孟頫，其以二王为宗的复古主义理念，深深地左右了有元一代以及明清书法的趋向。在异族统治之下，如何延续华夏的文脉，乃是赵孟頫这类汉族士人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赵氏于书画领域倡导复古，无疑有助于避免朝代更迭之时的文化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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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 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 赵氏的慨叹又怎会仅仅局限于书法，此间的右军法书已然化作汉文化与古法传统的象征。所以，在《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快雪堂故宫本》中，赵孟頫着重强调 “用笔千古不易”，“古法终不可失”，将王羲之的文化政治意义推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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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书法名家，鲜少存在不受赵氏影响之人，如鲜于枢、邓文原、虞集、揭傒斯、张雨、柯九思等，皆师从赵而学王，王羲之的地位在元代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倡导复古，还关联到华夷之辨等问题，意义深远。元代受赵孟頫以及晋唐书风影响的少数民族书家众多，以康里巎巎为代表，还有孛术鲁翀、贯云石、雅琥、萨都剌、盛熙明、余阙、迺贤等，足见书法的化夷之成效。赵孟頫提倡学习二王、重视笔法等，进一步增强了自唐以来对于南派帖学书法传统的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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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代的汉族士人而言，坚守汉文化传统，抵御夷文化的侵入，或许是他们心中坚守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和思想堡垒。以华夏文化传承为己任的古代汉族士人，对于文化 “道统”“学统” 的维护或许更胜于对故国王朝 “政统” 的忠诚，王朝的更替如同 “结字因时相传”，而文化道德、学术思想的得失兴废则关乎天下的整体秩序和世道人心的善恶变迁，如同 “用笔千古不易”。

4儒家书学道统的完成：道学源流与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传承谱系的建构

明代的 “崇王论” 跃升至一个全新的层级，受理学思想的浸润，以王羲之为宗主的儒家书学统绪最终得以告成并由江南书家集体传承。。

（鸣谢张兴成先生崇王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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